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如何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交了大量的建议、提案。

　　刘忠范

　　全国政协委员，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主动布局培养未来战略所需工程科技人才

　　刘忠范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上发言表示，当前，我国工程科技领域还存在诸多“卡脖子”瓶颈，我国关键领域高层次工程科技人才供给不足，工程教育与工程能力培养脱节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呼吁应尽快推进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变革，构建世界一流工程科技战略人才培养体系。

　　刘忠范建议，首先要主动布局未来战略所需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工程教育专项立法。聚焦科技自立自强和关键核心领域，制定“卓越工程教育十年行动计划”。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低碳等，从工程专业三年级本科生中遴选优秀学生，加入卓越工程师硕博士培养课程学习。

　　其次， 强化工程科技人才实践创新能力建设。构建卓越工程人才培养“共同体”，推动企业与高校共同制定卓越工程师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对纳入产教融合培育范围的企业给予一定政策支持。引导社会各界力量支持工程领域实践创新，激发工程科技人才创新热情，为培养卓越工程科技人才搭建平台。

　　再次，着力培育跨学科复合型工程科技人才。引导高校加快布局跨学科、跨领域的学科建设新方向。鼓励高校组建跨学科教学团队，在高端制造、智能技术等领域实施跨学科“双导师”制度。鼓励支持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和工程制造、信息技术等专业学生跨学科攻读硕博士学位。

　　最后， 加快打造培育卓越工程人才一流师资队伍。构建工程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政策体系。打通校企师资流动通道，引导高校打破学历、职称限制。推广企业导师制，鼓励企业高层次专家到高校兼职。工科教师绩效评价和职称晋升以工程实践能力、工程设计能力、工程创新能力为核心。

　　丛斌

　　全国人大代表，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增加研究经费让科研人员安心做研究

　　丛斌认为，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增加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经费是解决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关键和根本，也是我国自主发展高水平科技，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基石。

　　因此他建议，完善基础研究项目监督考核机制。改变目前将论文、专著、举办或参加国际会议次数等作为评分依据的量化考核机制，从重视成果数量向重视成果质量转变，从硬性考核方式向柔性考核方式过渡，重点考核基础研究为国家贡献了哪些新知识。同时加强对基础研究人员的生活保障支持，让科研人员能心无旁骛地从事基础研究工作。

　　同时加大财政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与保障力度。政府应逐年提高基础研究预算支出比重，确立财政中长期或年度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的指标。建议国家应加强对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经费支持。同时建立多元经费投入机制，通过加大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力度，加大基础研究活动在国有企业考核体系中的比重和力度等方式，进一步鼓励有条件的央企或者民营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施一公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科协副主席、西湖大学校长

　　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设立 “基础研究特区”

　　施一公认为，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要抓住教育发展、 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一体推进的关键点，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为此，他建议，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设立 “基础研究特区” ，在打造大而全的基础研究 “ 方面军” 同时也要注意创建小而精的基础研究“特种兵”。其次鼓励面向重大科学问题开展跨区域、 跨领域、 跨学科的协同攻关，选取少量研究型大学试点探索博士生大类招收培养改革。赋予充分的自主权，培养具有 “ 跨界” 思维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最后，对人才引进中的“兼职”行为严加约束，鼓励用人单位取消头衔、论文、项目等科研绩效奖励。依靠人才内生动力产出经得起检验的一流成果，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让人才能从容安心地坐稳 “冷板凳”。

　　邓中翰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

　　呼吁政府和科技企业重视研究核心技术标准

　　邓中翰准备的提案内容方向为如何打造自立自强的生态系统。他认为，科技创新离不开标准创新，标准是科技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技术规则和基础制度的重要载体，事关国家竞争力、国际话语权和全球产业链的战略全局，核心技术标准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制高点。

　　邓中翰团队从2007年开始联合有关单位牵头研究制定SVAC智能物联国家标准，十多年来，SVAC智能物联国家标准技术成果产业化已得到持续发展，并在全国上百项重点工程中推广应用。一个标准带动了多个核心技术，并形成产业链条。以标准带动应用，以应用催生市场，从市场创造需求，再由需求引导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整个行业进入到持续高质量创新业态模式，进而打造出我国自立自强的生态系统。

　　结合团队的亲历，邓中翰呼吁，政府和科技企业应重视研究核心技术标准。在后摩尔时代，要加强核心标准体系的建设，努力实现标准自主化，建立自主IP知识产权，建立自主应用软件生态，建设自主材料和设备的生产工艺，形成我国自主标准引领下的生态系统。

　　黄勇平

　　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特聘教授

　　启动原始创新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重视45岁以上人才

　　黄勇平表示，基础研究如今进入并跑和领跑阶段，前面没有太多的路途可供参考，需要让研究人员能够静下心来认真研究重大的问题，因此应思考以人为主的支持体系。

　　因此，黄勇平建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或者科技部启动“原始创新重大基础研究计划”，以支持需要多个团队共同创新的重大原创项目。加大对人才项目的支持力度，设立“卓越人才”支持项目，让那些真正优秀且富有经验的基础研究人员，在45至65岁之间仍然能够很好地组织团队和继续以前的研究。增设基础研究人员固定的人头费。

　　黄勇平同时建议采用固定支持与竞争性经费相结合的方法来建立长久性的基础性研究机构和团队，为从事基础性研究的人员提供一定比例的固定人头费，同时通过国际评估和末位淘汰方式来优化基础研究人员队伍。

　　李卫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

　　鼓励企业青年科技人员承担国家科技项目

　　李卫带来了《关于进一步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的建议》。他认为，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地位上升的同时，需要在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孵化、基础研究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李卫建议通过以营造企业创新良性生态、发挥企业引领作用、完善人才流动机制为抓手，进一步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

　　应不断支持有实力的企业成为战略性科技企业；加强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激发科技创新的活力；通过财政、金融、产业、专利、人才等各方面政策营造良好的环境；通过发挥科技领军企业作用，带动创新链前中后端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优化科技成果分配机制，促进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通过促进企业、高校、科研单位之间科技人员流动，加强对企业高端人才流动的支持，通过激励和政策保障，鼓励企业青年科技人员承担国家科技项目，为科技创新提供动力源。

　　宋保亮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副校长

　　加快推进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基础研究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是宋保亮关注的重点之一。宋保亮建议，国家应制定《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规划纲要》，合理规划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规模、结构布局、培养路径、条件机制保障等。

　　同时，宋保亮认为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小中大学各阶段的衔接连续性不足，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及培养模式也有待改进。应当建立小、中、大一体化全链条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把不同学段衔接协同起来。高?；⊙Э瓢渭獯葱氯瞬诺难“斡肫兰厶逑狄灿Φ苯徊酵晟?，以“强基计划”等为抓手，在充分考虑教育公平性的前提下，对基础学科有突出天赋的学生、“偏才”“怪才”等开辟录取特殊通道。

　　在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教学生态环境建设上，宋保亮建议应对高?；⊙Э平淌κ凳┎钜煨云兰郏怀霾钜旎统ぶ芷诳己?，给予固定教学经费支持，扩大教学成果的认定范围，加大教学成果在教师考核内容中的占比，采取有力措施支持拔尖创新人才较早开展系统性科研训练。针对人才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他建议，应当拓展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就业及发展空间，解决人才培养的出口问题。

　　傅声雷

　　全国政协委员，

　　河南大学学术副校长

　　让人才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

　　傅声雷围绕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关于如何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提案”。他表示，现行的人才遴选制度不利于我国的科技创新活动，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

　　傅声雷建议，让人才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不与物质利益和行政级别挂钩，有利于维护学术的权威性和纯粹性。人才遴选应加强专业学会和科协在提名中的主导权，同时加强同行函评的权重。这样的遴选制度更能体现同行评议的科学性，也有利于专业学会和科协统筹学科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有利于推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快速崛起以及传统学科和特色学科的稳步发展，有利于不同发达程度地区高层次人才推荐和遴选的合理布局。

　　傅声雷的建议还提到，摒弃单一量化的科研评价方式，完善科研考评指标体系。应改变以论文、专利为主的科研成果量化评价方式，引导绩效考核由数量评价向质量评价转变。

　　戚益军

　　全国政协委员，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建议取消博士后申请年龄限制

　　戚益军的提案关切博士后制度建设。他建议，取消申请博士后所需年龄(35周岁以下)及获得博士学位后年限(3年内)的限制。取消年龄限制将为“高龄”博士毕业生及有多年工作经验的科研人员提供发展机会，也有利于满足科研及创新需求，鼓励“终身学习”和“万众创新”。

　　戚益军也观察到了博士后资助的强度和覆盖面不足的问题。建议将博士后科学基金融入博新计划，并大幅提高博新计划的资助规模，使5%-10%的进站博士后(约3000-6000人)可获得博新计划的资助，并将资助改为3年75万元，主要用于博士后的个人待遇。

　　同时，希望拓展博士后资助渠道，鼓励社会力量设立各类博士后基金。建议减少对博士后“类学位”式的管理，并放宽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和对可招收博士后的导师的要求，无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可申请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在条件成熟时，以博士后合作导师资格准入制度补充或逐步取代现行博士后流动站制度﹔同时，严格控制和规范在职博士后和师资博士后的招收和培养。

　　林晓辉

　　全国政协委员，

　　伟禄集团主席

　　加快大湾区内人才资历互认

　　作为一位新的委员，林晓辉今年准备了多份提案，涉及大湾区人才流动、口岸升级改造、港澳深保险行业互通互联等方面内容。其中，在《关于加速拓宽大湾区资历互认推动专业人才流动的提案》中，林晓辉建议，在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地应通过不同的政策措施，加速拓宽大湾区人才资历互认，推动人才流动。

　　林晓辉表示，粤港澳三地可以共同成立“专业资格互认协调局”，对接各地的专业行业组织，从中发挥协调作用，加快专业资格互认进程；推出“先行先试”计划，展开大规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需求调研，就各地人才短缺的行业进行灵活的职业资格规则对接，包括互认部分职业资格、直接豁免有关从业员部分科目的资格考试等；加快推动“学分银行”计划，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认定、积累和转换，推动学分、学历、学位和技能等级互认互通；进一步放宽互联网、房地产、检测认证、研发、设计、会展等新兴行业及现代服务业的资格互认。

　　周忠和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

　　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应回归基础研究定位

　　周忠和今年带来一份《关于进一步明确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定位的提案》。他提到，自2018年底开始，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国重”）重组，重组后的国重将改名为“全国重点实验室”，以便更好区别于目前正在建设中的“国家实验室”。

　　国重重组的目的，本意是在保持基础研究总体向好局面，强化基础研究在引领未来产业技术变革上的核心战略作用，为国家中长期发展提供更有力的科技支撑。

　　然而在国重重组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为重组而重组”的现象，给广大科技人员，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以及一线管理人员带来困扰。

　　因此，周忠和认为，需要明确国重重组的基础研究定位，不能一味强调需求而忽视基础前沿；即使对那些有较强需求背景的实验室，也要明确全国重点实验室要重视的是国家需求背后的科学与技术问题。

　　此外，要适当提升国重规模，尽可能覆盖不同学科领域（尤其是现有优势学科和冷门学科），从而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起，构筑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最坚强保障。同时，还要避免不同类型国重评价的“一刀切”现象。不同实验室占据了创新链上游到下游的诸多环节，因学科差异，它们研究重点各有侧重，在规模、组成等方面也各有不同。

　　周忠和认为需要强调的是，不能狭隘理解国家需求。信息、人工智能、能源、资源、环境健康等等都是国家需求，但诸如中华民族起源、国民科学素质提升等的工作也不应被忽视，而且还要重视科技与人文学科之间的交叉领域。

　　王理宗

　　全国政协委员，

　　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会长

　　构建国家实验室开放式体系

　　王理宗调研发现，当前我国国家实验室发展水平和成果与其他发达国家实验室相比存在明显差距，主要存在重大成果不多、数量少且规模小、经费来源单一、吸引人才力度不够等问题。

　　王理宗认为，我国国家实验室建设进程缓慢、运行水平不高、战略价值发挥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开放度不够，因此建议：

　　建立国家实验室联动开放体系。建立健全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全国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实验室体系，加强各实验室的规划统筹与协同发展。

　　建立国家实验室资金开放体系。拓展经费来源渠道的多元化，让社会资本有更多的参与机会。设立国家实验室引导基金，以市场化的方式扩充资金的来源渠道。

　　建立国家实验室人才开放体系。面向全球招募前沿科技人才，加快出台技术移民法律法规，加快出台外国科学家入境中国落地签管理条例；创新实验室用人制度，对海外高精尖人才，实行聘用合同制或流动编制。

　　建立国家实验室成果转化开放体系。建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一体化的开放系统。实施“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战略，

　　设立和打造面向全球的类似“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大奖。用以吸引和奖励全球在基础研究上做出突破性贡献的人才进入国家实验室工作。

　　郝芳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长

　　构建高水平科技创新与服务平台体系

　　郝芳认为，高校的有组织科研，必须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因此要加大高层次人才、高水平团队和高端平台建设力度。一是拓展校企合作人才引育新模式，探索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培育机制，依托重大科研平台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任务和重大工程，培养造就一批战略科学家；二是实施差异化教师招聘，会聚一批紧缺急需的学术带头人和优秀青年教师，吸纳博士后参与重大任务攻关，建好优秀师资“蓄水池”；三是以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双轮驱动”，做好各类高端平台建设，构建有机衔接、相互支撑的高水平科技创新与科技服务平台体系。

　　田刚

　　全国政协委员，

　　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亟需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田刚通过调研发现，我国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在体系结构、评价机制和办学自主权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亟待推进新一轮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田刚建议要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和贯通培养、要发挥高校在基础研究和拔尖创新人才引育中的主体作用、要建立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相符合的高校分类评价体系、要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在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方面，田刚建议完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制度，合理确定政府行政监管与大学自主办学边界，明确规定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范围，推进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建设，依法依规办学。完善高校招生、教学、评估、投入等相关政策体系，赋权高校自主设置和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布点，自主管理教师编制、调节教师职称职级比例结构，自主决定教师聘任及确定薪酬分配等，以充分释放高校办学的生机活力，激发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

　　徐旭东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破除基金项目为必要条件的晋升评价体系

　　徐旭东观察到，当前国内唯基金评价标准导致高校普遍轻视企业和地方支持的科研项目，甚至轻视国家重大研究计划中以参加者身份获得的任务?；鹣钅勘蛔魑招灾副旯仁褂茫贾禄竦每蒲邢钅康囊庖灞灰旎?。年轻科研人员普遍不热心企业和地方支持的项目，对于科技拉动经济、服务发展十分不利。

　　因此，徐旭东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增加“培育基金”类型，资助率控制在30%左右，达到扩面目的，但由基金委支持的额度比目前面上项目降低一半，要求单位或企业等额匹配，以充分拉动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与此同时，收窄面上基金资助率、增加支持强度，达到目前强度的2倍及以上。重点基金等项目类型支持强度也相应提高。同时，破除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必要条件的晋升评价体系。建议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等部委联合发文，制止在技术职称晋升评价中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作为刚性指标。

　　肖伟

　　全国人大代表，

　　江苏康缘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优化国家科技奖励体系，把好提名评审关

　　作为一名始终在科研一线的民营企业家，肖伟带来一份《关于优化国家科技奖励体系的建议》。他建议，进一步优化提名制，把好“提名关”，在“减数提质”背景下可以与不同时期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设置奖励的重点领域和范围，有针对性地奖励具有开创意义的重大成果；此外，建立健全提名单位和提名人责任制，目前为了在评奖过程中赢得竞争优势，提名单位（人）和报奖单位（人）组成的“报奖人同盟”仍会努力招募和动员新的同盟，建议尤其严格控制“三大奖”的一等奖完成单位数量在3家以内，激励真正作出创造性贡献的科研工作者。

　　同时，肖伟认为，还要把好“评审关”。国家科技奖的权威性某种程度来自专家评审的高质量，因此建立健全评审专家库是保障评审质量的关键。他建议，推动建设集中统一、标准规范、安全可靠的国家科技奖评审专家库，建立专家入库信息定期更新机制，实现奖项等级与评审专家等级相匹配，充分考虑专家的专业水平和知识结构，并实行参与评审专家对获批奖项跟踪的终身负责制；对产业化应用类创新成果，比如国家科技进步奖候选项目，应多选取活跃在企业科研一线的专家参与评审。

　　张晓宏

　　全国人大代表，

　　苏州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

　　张晓宏认为，基础研究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重要意义。为此，他建议，加强基础研究，第一要坚持目标导向，着力破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核心科学问题，要加强平台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研创新平台支持和评估体系；第二要厚植人才培养、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以及长周期支持机制，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从事基础研究人才的支持力度，培养一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第三要加强国际合作，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国际科研合作矩阵。